4月24日，10年期美债收益率升破3%关口，为2014年1月美联储前主席伯南克宣布将退出QE后的首次，2年期国债收益率触及2.5%，为2008年9月以来最高水平，5年期国债收益率触及2009年8月以来最高水平。受此影响美国股指出现普遍下跌，美元指数小幅上涨。

美债收益率上涨的一个主要原因是，一方面美联储“缩表”，并持续加息，另一方面，债券供应量不断上升，在央行对债券的边际购买力度下降的背景下，最终很可能会出现债券供过于求、债券收益率持续上升的状况。10年期国债收益率3%一直被市场认为是条红线，一旦越过，市场的资产风险偏好将会提高，高悬的美国股指可能会下跌，收益率带来的美元指数上涨，或许对全球流动性都会产生冲击。

这种不确定性风险对正在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的攻坚战构成影响。美元利率和指数的趋势性变化在历史上多次制造了非美货币和市场的动荡，是一个需要高度警惕的风险源。在1980年代，美国曾通过广场协议要求日元升值，美元相对贬值以促进对日出口，减少双边贸易中的逆差。在1990年代初，美国经济形势好转，利率逐渐回升，资本开始回流美国。

1995年初，来自高盛的美国财长鲁宾推行强势美元政策，希望吸引更多的资金弥补经常项目逆差，让政府和企业更容易筹集到资金。这一政策受到G7会议支持，到1997年5月，美元对日元升值了55%，对德国马克升值了30%。此次美元的大幅升值直接触发了亚洲金融危机，美元大幅回流美国导致东南亚一些国家出现债务和货币危机，并进一步刺激资本外逃。

年初参加达沃斯论坛前， 美国财长姆努钦公开表示不担心美元走势，“美元走弱有利于美国贸易和机会”。这是历任美国财长罕见公开支持弱势美元，导致美元指数在持续加息背景下走低。弱美元与加息的组合，并未冲击人民币币值，资本外逃现象也没有加剧。但是，这种诡异的稳定潜藏着风险，一旦6月份美联储继续加息，美债收益率继续上行，美元指数或会继续反弹。这种局面会对中国产生影响。

这是因为，处于高杠杆阶段的中国正在推动去杠杆，计划用三年的时间打赢防范金融风险的攻坚战。如果此前预期特朗普降税与投资基建的经济政策会为中国去杠杆提供一个较为稳定的繁荣的外部环境，那么，现在这种预期可能是错误的，在三年内，中国可能面临外部环境的动荡，从而不会从容地完成这项任务。因此，目前需要利用当前经济周期性好转以及外部金融环境依然稳定的时间窗口，大力推进结构性调整，不能继续拖延。

首先，中国需要继续大力推进结构性降杠杆，尤其是问题比较严重的地方政府与国有企业，必须有效抑制地方债务继续增长，尽快处理“僵尸企业”，降低国企杠杆率。如果制定时间表，可能在执行过程中较少考虑风险与承受力，但是，如果不制定时间表，这几项工作可能会被继续以拖待变。因此，必须从政治高度要求有序有效地推进，不能拖延，也不能蛮干，稳中求进，真抓实干。

其次，要防止增量风险。在结构性去杠杆的同时，应该对市场加强监管，比如目前依然火热的房地产市场，警惕居民杠杆率继续攀升，防止杠杆资金大规模流入楼市。比如对中国企业的短期外债进行有效的控制。有消息说，资管新规或将于4月底、5月初正式发布。这向市场传递了明确的信号，中国政府不会因为贸易摩擦等环境的不确定性而放缓对金融风险的监管。当然，我们也可以把推进住房租赁资产证券化视为降低楼市风险的政策努力，既要有短期监管政策，也要有长期疏导性政策的实施。

其三，在有序推进结构性去杠杆以及抑制增量风险的进程中，要根据国内市场的变化以及外部环境的变化，适当调整金融政策，始终维持一个稳健中性的货币环境。货币当局必须有预见性，防止出现钱荒等现象制造恐慌，但也不能释放宽松的预期。在继续针对实体经济落实减税降费的同时，也有必要帮助制造业降低融资成本，避免市场利率上涨伤及实体企业。

总之，我们需要高度警惕美元指数与美国国债收益率的走势，在没有产生趋势性变化并形成影响之前，中国去杠杆与防风险的工作必须加快推进，继续拖延只会在美元变化时造成更大被动，面临潜在风险。当然，这项工作应该有序地、协调地推进，不能一哄而上，制造恐慌预期， 而是要举重若轻，静水流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