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林士顿大学经济学教授迪顿（Angus Deaton）认为，中国人口老龄化带来了挑战，但也由于伴随着经济增长模式转变和消费升级的机遇。未来养老、家庭护理和社区服务等行业将出现高速增长。

曾凭借“幸福经济学”获得201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迪顿称，每个国家的老龄化进程都不相同，在他看来，中国并不会由于“未富先老”而相对“被动”，反而将出现一个过渡平缓、服务业升级与新投资机会涌现的过程。

在1月23日举行的“新浪中民投达沃斯领袖峰会上”，中国民生投资集团专家顾问委员会委员迪顿称，中国人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老龄化社会压力的日益增长。

根据盖洛普自2006年开始对福利方面的全世界民意调查结果，迪顿发现过去10年，中国居民各个年龄段对生活质量评价（幸福感）均有大幅提升。“中国居民收入已经到了一个，年轻人敢于消费，老年人有能力享受生活，他们的幸福感很高，也将成为消费的主要驱动力。”

在被问及自己感到的幸福感（从零至10，零为最低）时，亚洲人普遍“压低”汇报自己的幸福感，拉美国家普遍“高报”幸福感。在中国，年轻人与老年人都感到幸福，45岁左右的中年人幸福感最低。

“我认为这是经济飞速发展的结果，年轻一代现在和未来的生活，将比他们的父辈或祖父辈更加优越。”

中国目前超过60岁的老年人口已经超过2.2亿，正快速步入老龄社会。迪顿认为，经历过人口过渡的所有国家都会出现生育率下降，老少比提高。在人口过渡中，生活与医疗保健安排必须相应做出改变。

富裕国家的证据经常表明，孩子们宁愿不与父母同住，他们年迈的父母也宁愿不与子女同住。如果有商业和社会的支持，独立的生活安排可能是人们想要的。

迪顿表示，在中国，子女的平均收入普遍高于父母，老年人也通常有一定积蓄。经济增长非常迅速，孩子比父母的生活好得多，甚至在独立生活的时候，也能够经济上支持父母或祖父母。他们可以帮助支付住房，住宿和医疗保健。

当然，迪顿也说，中国在经济由投资和出口驱动转向消费导向的进程中，也应该吸取发达国家的一些经验教训，比如过分透支消费、信贷标准降低导致“次贷危机”等。

“就我所知，中国目前的信贷风险还主要集中在企业，但西方国家消费信贷标准过于放松，诱使年轻人入不敷出，过度举债的现象，也应适当避免或收敛。我们可能并不希望消费的主力军成为负债的奴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