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于2017年12月14日在北京发布的《中国发展报告 2017：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报告认为，中国需要新的资源可持续利用战略，新战略的基本内涵为：以持续提升人民生活质量为导向，以提高资源产出率为主线，以控制资源投入总量和污染排放总量为重点。战略的目标是，在确保经济稳健增长和人民生活质量持续改善的同时，到 2030年左右实现资源投入总量和污染物排放总量达到峰值，随后稳步下降。

中国发展报告系列是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旗舰式的品牌，自2007年起，聚焦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长期战略性问题，往期研究问题包括：发展和消除贫困、社会福利体系、新型城镇化、人口形势、农村全面小康。经过课题组专家两年多的努力，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共组织了14个分课题，最终完成了今年这份报告。

据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介绍，今年之所以选择资源可持续利用为主题，是考虑到资源可持续利用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关键问题，它一头连着经济社会发展中资源的供给保障，一头连着生态环境。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人均GDP只有美国的七分之一，人民要想过上美好生活还需要资源支撑。所以，中国未来要继续发展，必须从资源可持续利用上做文章，才能确保人民生活水平和质量持续提高，资源供给有保障，生态环境得到良好保护。

课题组组长、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卢迈在致辞中说，3年前，课题组专家在老龄化、财政问题中，最终选择资源可持续利用问题，现在来看这一研究成果的出现正当其时。

卢迈说，上世纪七十年代，罗马俱乐部发表《增长的极限》后，人们终于意识到了资源问题的重要性。我们只有一个很小的蓝色星球，敲响这一警钟是完全必要的。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是最快的，全球三分之一的GDP增长是靠中国。但同时，我们的收入分配在短短三十年中从基尼系数0.2 增长到0.49，而且中国在资源消耗上、在二氧化碳排放上已经成为世界第一。中国在经济发展中，一方面付出了社会代价，另一方面付出了资源环境代价。而污染一旦达到临界值，会发生突然的变化，难以挽回。所以，我们必须高度重视生态环境的问题。

其次，环境问题和资源使用方式和效率密切相关。当防治污染时，我们可以使用简单的拆除方式，也可以提高资源使用效率标准，然后来考核不同企业的规模、生产方式，后者更加合理有效。同时，报告对于未来的分析是乐观的，结合技术因素、国际贸易因素和我国国情，中国2030年在物质资源投入总量和污染物排放总量达到峰值后，有望下降。

另外，“多数人的现代化”是报告中提到的重要一点。中国一国的发展不是简单的中国崛起或者回归世界第一，中国和印度共近40亿人口的现代化，意味着对资源环境的巨大影响，不可能沿袭过去西方国家的道路。在这样的时代，命运共同体是实现多数人的现代化的一条重要道路。

物质流分析框架是本次报告的亮点和立论重要依据。主报告撰写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所长高世楫在发言表示，现代化进程离不开物质基础，本次研究报告提供了一个清晰的物质量消耗情况。近30年，中国物质量消耗从60亿吨到300亿吨，未来，中国要在2035年实现现代化目标，对物质需求和环境压力仍然是巨大的。

北京工业大学教授戴铁军认为，经济系统可以看作一个代谢系统，在现实层面，经济发展的条件下，我们消耗资源同时排放废弃物，过程中产生了生态破环和环境污染问题。在国家层面，戴铁军教授在对比中国1992年和2014年的物质流全景图得出：我国物质代谢规模不断扩大，各项指标均增加了两倍以上，经济呈现出明显的“高消耗、高排放”特征；国内资源仍是我国使用的主要资源，但进口比不断升高，由1.42%升至7.02%，对外依存度逐渐加大；再生资源回收利用产业发展迅猛，资源综合利用成果显著。

在区域层面，戴铁军教授介绍，我国西北和黄河中游地区资源较为丰富，主要依靠输出原材料参与价值链分工；北部沿海、东部沿海和南部沿海地区资源最为匮乏，主要依靠劳动、资本和技术参与价值链分工。在各地区人均废弃物排放（DPO）上，我国呈现出北高南低的特征，意味着环境压力同样呈现北高南低的特征；根据2014年大气排放物、固体排放物、耗散性物质和水体排放物的分布得出，我国西北地区四种排放物的人均排放量均较高；北部沿海地区需重点关注大气和水体排放物；西南和东北地区需重点关注耗散性物质。

报告指出，降低环境压力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根本途径，因此中国迫切需要转变资源利用方式，提高资源利用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