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30日，巴黎气候变化大会进入第二天，全球140余国领导人聚首大会开幕式。这是全球近200个国家挽救地球气候的重要时刻。

同一天，万余公里外的中国北京，也迎来一个与气候变化相关的重要时刻——历史上最大一场雾霾来临（编者注：气候变化与雾霾均起源于空气中污染物的过量排放）。 当日17时许，北京局地PM2.5浓度数值接近1000微克/立方米，空气颗粒物浓度逼近1952年伦敦烟雾事件时的水平。

《新京报》报道称，11月30日18时，京西南区域点PM2.5小时浓度达到945微克/立方米，17时该站小时浓度更是达到976微克/立方米。另外，京南区域点18时也达到了897微克/立方米。

这场极端大雾霾，在11月30日前已持续了三天，之后又持续了一天。五天之中的多数时间，北京多个PM2.5监测站点的仪表“爆表”——空气质量指数（AQI）达到并超过500。

值得一提的是，北京这场雾霾不是2015年中国境内最严重的，发生于11月上中旬的东北大雾霾才是。

11月上中旬，东北三省多城市出现弥漫半月之久的严重雾霾。据新华社报道，沈阳市PM2.5均值当时一度达到1155微克/立方米，局地一度突破1400微克/立方米。

这两场极端大雾霾引发了公众的空前关注。如今，最重雾霾已走，但却留下诸多悬念。

首先，中国重拳治理PM2.5已达三年，京津冀尤其是北京的PM2.5年均值已有较显著下降，为何还会出现比之前更严重的雾霾天气？

其次，雾霾中颗粒物浓度已逼近1952年伦敦烟雾事件，该事件当年曾导致伦敦约1.2万人死亡。那么，此前北京大雾霾的健康影响如何？为何说不会有当年伦敦严重？

再次，据长期天气情况预测，近年利于雾霾产生的静稳天气状况呈增加趋势，这意味着极端雾霾天气在未来仍有产生的可能性。难道未来还像北京和东北城市一样，不发红色预警，不采取更多应对措施？

痛定思痛，该反思的有许多。

大霾因何而生

12月2日凌晨，冷空气终于抵达北京洗净雾霾。此时环保部也发布通报，解释此次京津冀重霾成因，认为燃煤是罪魁祸首。进入冬季，华北地区城乡接合部、农村散烧煤情况普遍，供热锅炉排放量也增大。但在北京等大城市，机动车对PM2.5的贡献更明显。

环保部特别指出，北京此次雾霾祸首不同以往。由于北京的重污染企业多已迁出，所以本地的燃煤、工业污染源较少，以往的多次雾霾事件中，外地污染传输是重要原因之一，“此次重污染过程主要以本地排放贡献为主，其中机动车贡献占比大。”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下称中国环科院）研究表明，低温下机动车冷启动和道路严重拥堵，造成排放量大幅增加。

北京环境保护监测中心的PM2.5源解析认为，平时机动车为PM2.5贡献约30%，在重污染天会达到40%。在此次雾霾中，中国环科院研究发现，PM2.5浓度升高和氮氧化物关系最密切，而在北京，氮氧化物最主要来源是机动车。

“当然大家也会问，天天都是大排放量，为什么有的天好，有的天不好？”中国环科院副院长、大气物理学家柴发合说：“因为这次我们真正遇到了非常不利的气象条件。”

与2013年1月和2014年2月的两次重污染天气相比，此次遭遇到的气象条件更加恶劣。柴发合介绍，进入11月以来，华北地区遭遇多次强降雪天气，冰雪消融导致地面湿度接近饱和，温度降低，而中层大气同期存在显著回暖情况，使得华北地区大范围处于高湿度、低风速、强逆温的极端不利气象条件下。

“以北京为例，中间有过污染物浓度下降的过程，但马上被强南风推了回来，同时大气上层有个非常强的逆温层。到了11月30日，逆温层的厚度约300米，污染扩散空间被大大压缩，这对大气污染物扩散十分不利。”柴发合说。

此次雾霾演变有这样一个特点：有两次明显快速跃升阶段，均由2级良好迅速跃升为6级严重污染。在最为严重的11月30日，PM2.5浓度从早晨6时的57微克/立方米蹿升至傍晚6时的526微克/立方米，12小时内，增长近10倍。当日下午，南部地区出现极值浓度，接近1000微克/立方米。

成因是什么？中科院大气物理研究所研究员王自发说，目前争议还很大，污染物浓度积累高、二次反应过快、地区传输等都有可能，“现在还缺乏非常客观的分析手段来厘清。”

除了天灾，亦有人祸。“有效措施、无力效果。”环保部华北督查中心主任刘长根这样总结部分地区的应急工作。他认为，虽然此次应急措施启动及时，但落实到乡镇、街道时就大打折扣，管理粗放和缺位导致空气应急预案效果不好。

督察组在北京南部的城乡接合部检查时，发现大量企业仍在露天施工。被问及为何还未停工，有的企业回答尚未接到通知。除了北京，天津、河北、河南等地均存在违法施工、超标排放、机动车限行措施打折等问题。刘长根认为，还是责任追究不够，这次没落实应急措施者，应该接受问责。

健康影响尚待评估

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清洁空气中心副主任朱怡芳告诉记者，当PM2.5浓度超过1000微克/立方米时，就空气颗粒物浓度而言，已基本相当于“著名的”1952年伦敦烟雾事件的污染浓度。

1952年12月5日到9日，由于冬季燃煤、工业排放量大，加上持续几天的逆温，二氧化硫、烟尘等颗粒物聚集在伦敦上空，整座城市笼罩在黑暗的迷雾中，导致约1.2万人丧生，患病者难以计数。

“那时没有PM2.5浓度的数据，有的是Smoke（烟尘）的数据，在那五天当中，烟尘的峰值为1毫克至2毫克/立方米（1000微克至2000微克/立方米）。考虑到PM2.5的监测数值要比烟尘（因为烟尘除了PM2.5这种细颗粒物，也包括大颗粒物）低一些，（PM2.5浓度1000微克/立方米与伦敦烟雾事件中空气颗粒物浓度水平）应该是相当的。”她向记者分析。

Smoke（烟尘）是过去科学不够发达时，用来表示空气污染程度的一个指标，简单讲就是燃烧形成的烟，如煤燃烧时产生的固体颗粒、水、焦油状物质和不完全燃烧的灰分所形成的混合物等。

但必须注意到，“北京和伦敦的污染物成分确实存在很大的不同，由此引起的健康效应也会随之不同。”朱怡芳说，伦敦那时是1952年，这60多年以来医疗发展迅速，一些当年要命的病，现在已经可以治好了。所以，两者无法直接对比。“但是，东北污染期间，确实看到一些新闻报道讲医院患者爆满。”

虽然北京和东北严重雾霾时的颗粒物极值浓度，与伦敦烟雾事件水平相当，但两者的健康效应无法简单作比。

“颗粒物浓度水平也许很接近，但是性质不同。”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潘小川向记者解释称，现在京津冀地区主要污染物是PM2.5，而当年在伦敦则是粗颗粒物、二氧化硫。”

记者发现，两者的二氧化硫浓度相差很大。据历史资料，伦敦烟雾事件的五天中，其二氧化硫浓度达500微克/立方米-900微克/立方米。

但据北京市环境保护监测中心官网，在2015年11月30日，北京各监测点的二氧化硫小时浓度多在50微克/立方米以下，峰值浓度也很少超过100微克/立方米。

潘小川告诉记者，理论上讲，PM2.5可进入血液，危害更大。但他研究发现，北京2013年初那场严重雾霾带来的健康危害，较之伦敦当年却轻得多。

他认为原因可能有两个：一是现在医疗条件、防护措施进步很多；二是细颗粒物对健康的危害，慢性效应更明显，现在不能看到明显的恶果。也可以说，伦敦烟雾的危害是立竿见影的，但如今细颗粒物的危害仍需时间观察。

PM2.5粒径小，可以进入肺泡、血液，影响呼吸、心血管系统。流行病学研究表明，PM2.5暴露与人群呼吸道症状增加、肺功能降低、哮喘加重、慢性支气管炎出现以及心律失常患者的过早死等有关。

环保部环境规划院张衍燊等人的一项研究表明，在2013年1月的严重雾霾事件中，在1月10日至31日期间，京津冀地区12个城市的人群因PM2.5短期暴露，导致超额死亡2725人，其中呼吸系统疾病超额死亡846人，循环系统疾病超额死亡1878人。

这12个城市为北京、天津、石家庄、保定、承德、邯郸、廊坊、衡水、秦皇岛、唐山、邢台和张家口，其PM2.5的24小时平均浓度最大值分别为705、411、675、506、255、598、698、667、231、178、718和405（注：单位均为微克/立方米）。

尽管如此，张衍燊等学者依然认为，“本次评估的结论相对保守。”原因之一如潘小川所言，该研究主要评估了PM2.5对人群健康的急性效应，但相关文献显示，PM2.5对人群健康的影响存在滞后效应和累积效应。

此外，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与环保部环境规划院合作，以过早死亡风险为指标评估认为，2013年1月的严重雾霾天气增加了人群健康风险。

该研究选取了四个区域代表城市北京、上海、广州和西安，收集其PM2.5的污染水平和浓度特征，还有以2010年为标准年的人口学资料和死亡率。模型计算结果表明，参照《环境空气质量标准》二级标准（75微克/立方米），2013年1月，北京、上海、广州和西安PM2.5超标率分别为86.4%、58.1%、54.8%和93.5%。

因雾霾而过早死亡人数，北京是725人，上海是296人，广州是310人，西安是85人。

该研究的遗憾之处在于，由于文献不足，很难研究除死亡外，PM2.5造成的其他健康影响。作者说，作为健康效应“金字塔”的顶端，仅仅估算过早死亡数，不足以解释雾霾天气对人群健康影响的全貌，仍需开展雾霾对患病、症状等暴露-反应关系的研究。

在此次北京以及不久前的东北严重雾霾中，都有相关报道提及医院呼吸科室求诊人数显著增加。但这两次雾霾中致病、致早死人数究竟有多少，有待研究。

雾霾应急不当

在静稳天气条件近年间有增无减的现实下，严重雾霾甚至极端雾霾还会多次来临，应急是当务之急。但此番北京和东北的雾霾应急状况，均不理想。

《北京市空气重污染应急预案》（下称《预案》）修改过三次。按照2015年3月发布的最新版本，空气质量指数（AQI）在200以上即为重污染。根据预测空气重污染持续时间为1天、2天、3天和3天以上，分别应启动蓝色、黄色、橙色和红色预警。

按照《预案》，预测空气重污染持续3天以上，应启动红色预警。但此次北京市只在11月29日启动了今年的首个橙色预警。

红色预警应急措施包括中小学、幼儿园停课，企事业单位实行弹性工作制，全市范围内机动车单双号限行等。公务用车在单双号限行的基础上、还要再停驶车辆总数的30%。这些措施显然有利于减少公众健康损害，实时削减空气污染物以使空气不再恶化。

由于红色预警没有启动，此次北京市在极端雾霾天出现的状况是：大多数中小学、幼儿园仍然正常上课，仅是停止了课外活动，企事业单位职工正常上班。这不仅让更多人吸霾，也让更多车辆上街（限行措施仍如平日，11月30日当天限行尾号4和9）。

讽刺的是，环保部最终发布此次雾霾原因时称，北京大雾霾的首要原因是机动车排放。

北京市环保局应急处处长王斌于11月29日向社会解释了未发布红色预警的原因——因预报不准。大致意思是，预报显示11月27日开始的雾霾在第三天（11月29日）午后会好转，但预测不准，11月29日午后空气短暂好转后掉头恶化，并又持续两日，因此未触发“预测空气重污染持续三日以上”的红色预警按纽。

这是本次雾霾事件中，北京市环保局惟一一次官方表态。王斌具体解释称，11月27日，北京市环保监测中心预计11月29日扩散条件会出现好转，达不到重污染程度，故启动黄色预警；11月28日再次研判，确认11月29日午后到晚间空气质量好转，但全天整体空气质量为中度到重度污染，之后两天将持续重污染。因此市空气重污染应急指挥部把预警升级到了橙色。由于12月2日北京空气质量将彻底好转，因此已经不具备升级至红色预警的条件。

但学者和公众的质疑也有道理——空气污染在五日间一再爆表，连如此极端的大雾霾都不具备启动红色预警的条件，那这个红色预警设置得是否有问题？这样的红色预警是否有意义？

有学者重提之前的建议，是否应该引入浓度和持续日期双指标？毕竟，《预案》修改过三次，曾一度采用浓度指标。如果雾霾持续时间短，但浓度极高，是不是也可以启动红色预警？

能否启动红色预警仅是应急的一部分，启动红色预警也不等于应急得当。在之前的东北大雾霾中，沈阳市启动了红色预警，但同样应急不当。

新华网记者发现，在11月8日15时42分，沈阳市环保局官方微博发布通知，“11月8日15时30分，沈阳市发布重度污染天气一级红色预警。”

然而，在沈阳市政府、沈阳市环保局、沈阳市教育局等官方网站上，新华网记者并没有看到关于此次雾霾的预警信息。

面对记者的询问，街头环卫工不知有红色预警仍正常上班，连口罩都不戴。就连沈阳市环保投诉热线12369的接线人员，也不知道有红色预警。

新华网报道称，根据应急预案，当启动一级应急响应后，沈阳市应采取的强制性污染减排措施包括“根据空气污染程度采取机动车限号行驶措施”，但实际的情况却是当地并未对机动车进行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