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发改委等部门12月18日公布《关于全力做好2020年春运工作的意见》。意见指出，推行回空方向列车票价优惠措施，鼓励“反向春运”。

反向春运的实质是“反向过年”，现实中，这一过年的方式越来越被人接受和践行。据数据统计，我国铁路春运反向客流连续多年增长9%左右。而有关把父母接到城里来过年的话题，也常能引起人们的共鸣和关注。去年，一个只有6分钟长的小短片《啥是佩奇》，就因涉及的是“反向过年”的话题，刷屏全网。

随着“反向过年”的出现，把家人亲人接到自己工作生活的城市过年，的确免除了很多烦恼：不仅省去了春运大潮下的折磨的赶路；也解决了“421”的家庭结构下，到底到谁家过年的争论；更是避免了过年时那些将人折腾地筋疲力尽的陈规陋习。

应该说，一些人选择“反向过年”，不仅仅是出于经济上的考量，还是一种认知上的改变。

在老家是过年，到城里也是过年，只要家人团圆在一起，那就是美好的事。这种对家和对年的新的认识，似乎可能更符合当下的时代特征。

从这个角度看，鼓励有关部门“反向春运”，显然也是顺势而为。但在笔者看来，当下条件下，在具体操作时，客观上恐怕还存在着诸多的困难。

回家过年，是很多中国人的“执念”，几乎深入骨髓。对于许多中国人来说，家与家乡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由此也形成了独特的乡愁文化。回家过年，不仅是为了家人团聚，而有着更深层次的文化需求。

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在城市里早有了自己的家，有的在城市甚至生活了数十年，已经习惯了城市的日常，却还是在春节期间选择了回老家过年。

而具体到父母一辈，其家族观念、故土观念，无疑更是一道无法跨过的坎。不夸张地说，对于许多父母来说，到城里与子女一起过年，其实是一种无奈的选择。

对于他们来说，在老家过年，是祖祖辈辈传承下来的生活习俗，是具有某种仪式感的。如果换一个环境，这样的感觉会被削弱，他们在内心中就会变得无所适从。而且，在许多父母看来，子女回到父母的家，回到自己生长的地方，那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回家。

以笔者的父母为例，去年春节，他们虽然留在了杭州过年，但到了正月初二，便急着要返回老家拜年。在笔者看来，他们选择在杭州过年，是子女要求下的一种无奈选择，而回家拜年才是他们内心真正的所需。如果，忽视了这种需求，那么“反向过年”显然就无法长久。

另外，我们还应看到，“反向过年”还需要具备一定的条件。在很多人的观念里，如果没有属于自己固定的落脚点，那么就不属于这个地方，而有无固定的落脚点往往又以有无房子来判断。

这显然就不是人人都能实现的选择。比如，对于广大农民工来说，他们几乎就没有条件“反向过年”，所以他们仍然是春运大军的绝对主力。

当然，笔者无意于去比较回家过年和“反向过年”孰优孰劣。只是想说，一种文化的诞生往往是人的选择和现实的条件相交织的产物，如果要鼓励“反向过年”，就必须考虑这两种因素，形成合力举措。不仅需要经济上的因势利导，更需要在文化需求，情感需求上做功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