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传染病防控到新药研发，从农业发展到性别平等，2017年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下称盖茨基金会）挑战了许多中国乃至世界难题。在其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李一诺看来，接下来全球应作出更多努力，减少极度不平等现象，而中国经验将扮演重要角色。

盖茨基金会正式成立于2000年1月，由微软公司创始人比尔·盖茨及其妻子梅琳达·盖茨共同创办。基金会现有资金约270亿美元，致力于帮助赤贫人口摆脱饥饿和贫困，促进全世界的平等发展。

2017年12月19日上午，在盖茨基金会北京代表处的办公室里，负责基金会在中国项目的领导者李一诺接受了财新记者专访。采访中，李一诺将盖茨基金会描述为政策的倡导者、各供需方的联结者及资金的提供者。

在中国，盖茨基金会参与开展了多地结核病、艾滋病防控项目，支持中国本土创新药物研发，试图将中国过去在农业发展、控制传染病等方面的经验，运用、推广至非洲等极不发达地区，让中国成本较低、效果较好的技术造福世界。那么，具体怎么做？

头部底层双管齐下

回顾2017年，盖茨基金会在中国及世界开展了哪些重要项目？

李一诺： 基金会的工作简单讲是两头，一方面在头部聚集资源，一方面关注底部问题。2017年基金会在头部做了流行病预防创新联盟，初始资金近六亿美元，用于大幅缩短开发和生产疫苗所需的时间。在流行病领域，全球的准备都是不充分的，埃博拉就暴露出其实我们并没有一个有效的全球系统应对这种突发的传染病。

在中国的头部，我们和北京市政府、清华大学联合成立了全球健康药物研发中心，致力于应对包括结核病、疟疾、艾滋病等影响全球最贫困人口的健康难题。药物研发是比较上游的，没有投入就不可能有药，像结核病新药贝达喹啉隔了40年才上市，下一个还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因此我们希望从头部投入，聚集资源做新药研发。

另外，基金会还和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签署了合作谅解备忘录，将合作开展扶贫政策研究，既帮助中国走完消除贫困的“最后一公里”，也积极促进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扶贫经验分享。

更接地气的还有和公益慈善相关的活动，比如在全球做的目标守卫者活动，9月份在中国做的乐天行动派公益盛典。这些活动旨在为公益创新者和实践者提供交流平台，希望大家能够关注社会问题。

盖茨基金会在中国开展项目的具体策略是怎样的？

李一诺：大致分三个平台，第一个是国内平台，致力于解决中国面临的挑战。比如基金会与国家卫生计生委签署的《健康扶贫和艾滋病防控合作框架协议》，双方将支持中国农村贫困地区加强基层卫生体系和改善儿童营养。

另外两个平台的角度是，中国能为世界做什么，包括中非合作和创新平台。建立中非合作平台，是希望让中国经验走出去，比如农业发展经验、防控疟疾的经验。2018年6月之前，盖茨基金会将和中非发展基金启动合作资金，促进中国企业到非洲做投资和发展。

创新平台旨在让中国更多的创新医药产品能进入世界。今年我们经常提到中国的两个产品，一个是名为Levoplant的长效避孕皮下埋植剂。其有效避孕期长达三年，已于2017年7月通过世界卫生组织预认证，将帮助更多女性以可负担的价格，实现自主计划生育。

另一个是澳柯玛研发的新产品Metafridge。简单来讲，这个产品能够在电力供应部稳定的地区，让疫苗保存在适宜温度。之前澳柯玛有款Arktek疫苗存储箱的产品，不需要任何外部能源，只需要冰块就可以让疫苗在适合温度下保存一个月。现在Arktek已被应用于尼日利亚、印度、埃塞俄比亚等国，共计2000台左右。

支持中国提高监管水平

在支持药物研发、创新方面，除了你前面提到的全球健康药物研发中心，盖茨基金会在中国有哪些项目？

李一诺：基金会给食药监局提供了一些支持。以前中国药品整体监管水平还不够，国内产品要想进入非洲等更广阔的市场，需要一个个经过世界卫生组织预认证，也就是单兵突破。但如果监管水平能上去，未来就能像美国一样，只要产品经过食药监局批准，就更容易获得国际认可。

当然这还有很长时间要走。我们的支持项目分两期，第一期把美国在食药监局工作过20年的专家返聘到中国工作两年，为中国食药监局的审评人员提供直接帮助。第二期是协助食药监局做机构发展规划。

今年中国正式成为了人用药品注册技术要求国际协调会（简称ICH）的一员，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你可以把ICH想象成一个圆桌，以前中国根本就坐不到桌上来，厂家因为产品要适应不同国家的监管要求，也会觉得很难受。中国现在进入ICH，美国做过的部分临床试验，在中国就不用重复了，再加上中国食药监局也做了很多顺势而为的改革，未来中国的药品监管水平会有很大提高。

防控传染病也是中国面临的一大挑战，盖茨基金会作为公益慈善组织，如何参与其中？

李一诺：基金会大量工作是政策倡导，能给的资金是杯水车薪的，最终还是希望推动一些政策改变。目前基金会的艾滋病项目已经进展到二期，主要任务是帮助中国政府设立并运营专项基金，促进社会组织参与艾滋病防控。比如，把艾滋病毒快速检测纳入全国艾滋病检测技术规范中，支持一系列公众活动，消除社会公众对艾滋病毒感染者群体的歧视。

尤其在四川省的凉山彝族自治州，基金支持中国性病艾滋病防治协会开展工作，包括普及艾滋病防治知识，动员和培训本地基层力量参与疾病防控及健康教育等工作。此外还在探索社会力量参与凉山艾滋病防治的长效机制。这些项目刚启动不久。

在结核病方面，项目已经进行到第三期，时间是2016年至2018年，将把前期试点成功和综合防控模式推广到浙江、吉林、宁夏这三个省份，有望令9000万人受益。像结核病新药在贝达喹啉2016年已经在中国上市，企业捐赠了1000个病人的药，明年一月第一批病人就能用上。

但整个项目模式不是直接的病患救助，而是帮助加强各级医院、疾控中心及初级卫生保健部门，在结核病防控方面的合作。还包括采用分子诊断技术进行快速结核菌药物敏感性试验，应用电子药盒辅助社区结核病人管理，并改革创新筹资和支付方式，以减轻结核病患者的费用负担等内容。

连接中非合作

盖茨基金会如何看待非洲面临的挑战，及基金会在中非合作之间扮演的角色？

李一诺：尽管非洲人口仅占全球人口17%，但在众多疾病致死的人群中，半数以上来自非洲。比如全球疟疾致死的人群中，87%来自非洲，可见非洲受许多重大传染病的影响，这与其人口数量远不成比例。当地还面临极端贫困的巨大挑战，全世界50%的极端贫困人口，生活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

基金会希望使非洲发展的“需求”和中国能够提供的“供给”有效对接。过去近40年来，中国在解决农业问题、脱贫问题上积累了很多经验，这些经验可以给非洲提供借鉴，比如中国农业有大量自上而下的创新，能把许多技术一层层推到村里的技术员。

但由于发展极其迅速，至今我们没有好好梳理这些经验，国外也不知道中国有这些经验。所以基金会做了大量工作，深入一线，试图把中国经验讲明白，让国外有需求的地区能够认识到，中国发展模式对当地的参考意义。

商务部也曾在非洲建立了许多农业技术示范中心，而我们做的就是让中国的发展经验、模式，能在非洲当地取得更好的效果。目前基金会已经和农业部签署了谅解备忘录，旨在支持中国与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之间，分享农业发展资源、经验与技术，来支持非洲国家的农业转型。

很多民营企业其实也在考虑进入非洲市场，但受当地基础设施条件所限有些担忧。盖茨基金会如何看待这一问题？

李一诺：已经有很多中国大企业进入非洲，去年麦肯锡做了一个报告，分析了1000多家企业的数据，发现在非洲的中国企业80%的是私营企业，当地90%的中国企业劳工是当地劳工。但的确任何行业发展都需要整体的生态系统，中国很多问题的解决，实际上很大程度上有赖于经济发展。

基金会本身不会做经济发展，那就支持别人做，支持中国企业做基础设施建设。实际上基金会在减贫、卫生、教育等领域的成功，离不开其他组织在非洲基础设施领域的建设。就像接种疫苗得有路，如果没有路，疫苗到不了孩子身上。我们希望推动创造更好的投资环境，吸引企业帮助非洲发展农业、防控疾病。

下一步瞄准疟疾

盖茨基金会在开展了这么多项目，遇到的最大挑战是什么？

李一诺：比较大的困难是，怎么让需求方和供给方坐到一起合作。这边拉着这个，那边拉着那个，如果两边不对付就很难。其实基金会所有工作中，最具价值的是能够为有需要的群体发声、做政策倡导，接着就是推动各方建立合作伙伴关系，最后才是资金支持。

接下来，盖茨基金会将在中国及全球，重点推进哪些项目？

李一诺：在中国就是把已经谈好的项目，扎扎实实地推进下去。同时继续支持食药监局的改革，促使中国的监管标准、流程和国际接轨，使中国公众能更快地用上进口药、创新药，也帮助更多高质量、可负担的中国医药产品，快速通过世界卫生组织预认证，从而进入广大发展中国家。

在中非合作的一个重点领域是疟疾。中国以前有6000万疟疾病人，现在只有3000例左右，而且绝大多数是输入性病例，中国有望2020年在国内消灭疟疾。在全世界范围内，基金会希望能在2040年消灭疟疾，中国会扮演重要角色。一方面，中国商务部已经开始向非洲捐赠药品，另一方面中国生产的青蒿琥酯类抗疟药物已经在许多非洲国家有应用。基金会将利用中国成本更低、更高效的生产制造能力，并调动资源，帮助填补全球资金缺口，让疟疾成为继天花和即将被消灭的脊髓灰质炎之后，第三种从地球上消失的人类疾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