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础设施和房地产投资是今年一季度出现“小阳春”的两股最主要的力量。随着房地产市场面临过热风险，应该由基础设施建设独撑短期增速，还是更多将公共资金投入完善公共服务，以实现L型增势？

在5月21日举行的第五届“CF40-PIIE中美经济学家交流会”上，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余永定首先表示，“为了削减过剩产能，中国政府绝对有必要在实施结构性改革的同时支持基础设施投资，以抵消降低房地产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单从统计数字看，目前对基础设施的投资力度还是比较大的，这种做法无可非议。”他说。不应该做的是通过信贷扩张，刺激房地产，导致未来潜在增速下降。问题在于如何确定基建的规模、速度及项目选择，而不是是否应做基础设施建设。

他援引2016年美国总统经济报告称，“如果政府清楚地知道有哪些需要投资的基础设施，知道如何有效地为这些投资项目融资，而且知道经济处于疲软状态，政府就有非常充足的理由增加公共投资。总之，基础设施投资既能在短期刺激需求，又能在长期增加供给。何乐而不为？”在这份逾300页篇幅的报告中，整整40页被用来讨论基础设施投资。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珀森（Adam Posen）承认，包括中国在内，全球主要经济体都有极大的基建空间和必要性，但是他表示，中国回报更高的领域是在医疗、教育等公共服务领域。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研究部部长赵昌文表示，基础设施不能简单地说是否仍然不足，而要和发展阶段对照来看。与中国目前人均GDP相比，中国基础设施的人均存量已经不差，东部地区已经高于韩国。因此公共资金应该更多用于完善公共服务，以及社保。“至少要平衡，不能光强调基建。”“我们原来有个目标，每个地级城市都要有机场，现在离这个目标还很远。”他说。

人民银行南昌中心支行行长王信亦认为，一方面，现在所有县都通了高速公路，但是很多高速公路上没有多少车。基建项目的短期内收益很成问题，都不一定能覆盖成本。很多基础设施项目的确不盈利。赵昌文表示，湖南的9条高速，没有一条盈利，这相当于商业模式不可持续。

不过在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波士顿联储前主席库珀（Richard Cooper）看来，基建项目尽管短期内的收益可能不佳，但是当前阶段其长期回报无疑较高。全球长期利率水平目前普遍较低，因此没有比现在更好的在基础设施上进行投资的时机。

在王信看来，当前基础设施建设还面临现实问题。资金投入后，多大程度上能最终完成项目？他以自己所在的江西省为例，称确实有很多基建项目仍可以推进：高铁很落后，旧城改造也需要投资。但这些项目的推进不但跟资金有关，还牵涉拆迁等问题。当前情况下， 地方干部有没有动力应对这些复杂是有疑问的。他说，很多官员都知道基础设施重要，不是不想投。但是因为涉及操作性的问题，在中短期内恐怕难有较快推进。

针对公共服务，社科院全球宏观经济研究室主任张斌表示，很多人都认同政府应该在这方面做更多的投入，“但是为什么政府角色没有（从搞基建）转过来？”是否存在一些机制性问题？比如服务业不像建筑、制造业那么标准化，政府大规模投入更难。一个可能的障碍在于对短期增速的影响。赵昌文认为，这就要去平衡短期和中长期。中长期内如果公共服务的完善能让消费更快增长，对于增长也会有支撑。

针对医疗和教育这两个主要的公共服务领域，赵昌文表示，这些领域自身目前仍在改革过程中，但是大方向已经明确，只是小方向还不明确，比如前些年公立医院的改革可能走过头了，但是医疗领域整体的市场化程度还是偏低的。在这种情况下，小方向的不确定并不应该成为政府投入的障碍。不需要搞一刀切，政府可以通过直接提供服务、政府采购、公私合营（PPP）等不同方式发挥更大作用。

就基础设施建设的融资，余永定表示，当前的融资方式有改善的空间，更好的做法是更多依赖财政，发行国债融资，而非较大程度地依赖银行信贷。赵昌文也认为，财政政策，而非货币信贷政策应该在调结构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尽管如此，为什么国家没有下决心？王信称。对于这一问题的考虑到底在哪里？从中央角度看，考虑到隐性担保，以及社保、养老等负担，中央负债可能也是比较高的。而地方政府债务率，肯定是比目前报出来的数字高的多。这些可能都限制了财政政策的宽松。